知远网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精选12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请阅读参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
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2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3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
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4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 。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 。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5
读书是习惯，但不一定是好习惯！如吸烟、如酗酒。中学时为了逃课而不过于自责，养成了读闲书的习惯，这习惯一养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于每年都要网购些闲书来读。说这习惯未必是好习惯原因有二，一是读书多了不但不会促进思考，而是怠于思考了，以至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要到书本中去求证才算得到了认证；二是书读多了思想杂了，以至于对于现实中的事事与非非不能果敢地认知与判断，往往在茫然中断送了许多机遇。书是一定要读的，但要读适合的书，读适可的量。
《万历十五年》是非管理类、非金融类、非法律类书，于我来说自然是闲书。看电视剧时，育良书记读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没读；逛书店时，书店老店热情地推荐过一回，我没读；在朋友的桌面上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没读。十月间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闲读完《白鹿原》后，突然没有什么想读的书了，空闲时间一下子空闲了下来。闲来无聊，在与一位挚友聊天时，他郑重并诚恳地推荐了《万历十五年》与《北京法源寺》，于是这二本书就摆到了书桌上。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黄仁宇先生选择万历十五年，不是为了讲述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对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经济（张居正、申时行）、军事（戚继光）、文化（李贽）进行剖析，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人性观等等。书中从文官政治体制中审视个体的`挣扎与存在，用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技术分析评判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变迁，自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处世观，总之此书大视野、小视角，字字珠玑、句句灸痛。
开国君主有开国的难，万物皆衰、百废待兴、陈章立制、千头万绪；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难，旧例积循、上祖下效、臣僚杂利、新盾待破。读后感万历十岁即位，李太后称制，张居正独揽军政，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万历中兴”。万历即位时明代立国二百余年，几经中兴，国库虽不线腐钱散，但也不会像崇祯朝一样捉襟见肘；积弊虽深，改之亦艰，不改也不至于国倾家覆。整上国家似乎是一锅六、七十度的温水一样，不冷、不热，不至于冻成一坨，更不至于沸腾！
万历欲有所为，偏偏又掣肘过多，性格儒弱，与其因变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还不如避舍静观、左提右挈、相互制约、无为而治。国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6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7
读书是习惯，但不一定是好习惯！如吸烟、如酗酒。中学时为了逃课而不过于自责，养成了读闲书的习惯，这习惯一养成就戒不掉了，一直保持到今天，以至于每年都要网购些闲书来读。说这习惯未必是好习惯原因有二，一是读书多了不但不会促进思考，而是怠于思考了，以至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要到书本中去求证才算得到了认证；二是书读多了思想杂了，以至于对于现实中的事事与非非不能果敢地认知与判断，往往在茫然中断送了许多机遇。书是一定要读的，但要读适合的书，读适可的量。
《万历十五年》是非管理类、非金融类、非法律类书，于我来说自然是闲书。看电视剧时，育良书记读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我没读；逛书店时，书店老店热情地推荐过一回，我没读；在朋友的桌面上发现了它的存在，我没读。十月间利用早晨、晚上、出差的空闲读完《白鹿原》后，突然没有什么想读的书了，空闲时间一下子空闲了下来。闲来无聊，在与一位挚友聊天时，他郑重并诚恳地推荐了《万历十五年》与《北京法源寺》，于是这二本书就摆到了书桌上。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共使用了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黄仁宇先生选择万历十五年，不是为了讲述万历十五年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对明朝的政治（明神宗）、经济（张居正、申时行）、军事（戚继光）、文化（李贽）进行剖析，阐述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人性观等等。书中从文官政治体制中审视个体的挣扎与存在，用现代政治、经济、历史技术分析评判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变迁，自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的处世观，总之此书大视野、小视角，字字珠玑、句句灸痛。
开国君主有开国的难，万物皆衰、百废待兴、陈章立制、千头万绪；守成君主有守成的难，旧例积循、上祖下效、臣僚杂利、新盾待破。读后感万历十岁即位，李太后称制，张居正独揽军政，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万历中兴”。万历即位时明代立国二百余年，几经中兴，国库虽不线腐钱散，但也不会像崇祯朝一样捉襟见肘；积弊虽深，改之亦艰，不改也不至于国倾家覆。整上国家似乎是一锅六、七十度的温水一样，不冷、不热，不至于冻成一坨，更不至于沸腾！
万历欲有所为，偏偏又掣肘过多，性格儒弱，与其因变革打破平衡、生出事端，还不如避舍静观、左提右挈、相互制约、无为而治。国如此，人如此，能奈何，只如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8
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是指：以一个时间基点为原点，前后各推一段时间，梳理整个大历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终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观感”。具体到万历十五年，即为1587年为基点，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明清两代为中国封建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从明成祖设立内阁，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明清政治达到专制顶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庆新政和张居正改革为后世治国者所称道。经济上，从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开始，到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政策，农业人口激增，农业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农耕文明达到极盛。
在江浙一带，则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解决地方人口就业的重要产业。军事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边防矛盾呈现由内向外转移的过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国疆域空前辽阔。
北方诸镇的`边防措施万里长城得以修复，火器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军事领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装在镇压内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学高度统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选拔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9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0
黄仁宇用其独特的视角，将明朝晚年，即万历十五年，作为切入口，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别样的解读，1587年，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在其中发生了许多为人们易于忽视的事件。而在黄仁宇眼中，这些事件虽然表面看来无关紧要，但实质上却为明王朝最终走向没落，埋下了祸端。其新颖的'视角给后人带来了新的启示。
纵观全书，每位人物都力图转变，却最终都被文官体制所束缚，以致明朝发展在万历十五年几近停滞。书中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和李贽等历史关键人物为代表，着重挑选具备后世参考价值和社会历史性的事件进行阐述。
受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吸取秦朝重法而短亡的教训，自西汉以来儒家在各代王朝的地位就直线上升，但治国不能一味只用道德，还需法的约束，所以到明朝就逐渐形成了表儒暗法的治国之道，但道德还是高于法的，从明朝官员遇到不能用法决断的问题时，则用道德来衡量这一点就能看出。
但当道德在社会中占比分量太大时，就会产生表面上人人追求道德，而私底下人们都为自己谋取私利。海瑞就是典型的范例，官员一边把他标榜为人民楷模，要人人都学习其精神，一边却想把他架空，认为其是个麻烦，从书中“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就可以看出。
我想《万历十五年》之所以能够在如今，还能受到许多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还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还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对当今生活进行反思和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1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12
近期，在同事的推荐下，我阅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受益颇深。
此书内容丰富，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作者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几个事件作为中心点展开叙述，从国家政治制度、决策方式、知识分子等，层层加以剖析，将他们置身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评述，冷静客观地探讨他们的功过是非，指出种种做法对将来的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作者看似随意着笔，实际上分析了晚明种种问题的症结，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明清的衰落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黄仁宇这样概述“无关紧要”:“1587,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一结论,作者是通过一系列事件解读出来的：皇帝的怠政、张居正的独断、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固执、李贽的无奈、戚继光的自强，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透过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体制和政治状况。事实上，黄仁宇的笔触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纵览了整个明朝，乃至可以透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追寻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万历十五年》的章节安排几乎都以人物命名，万历皇帝属于最高统治者,而张居正、申时行是志在改进文官系统的皇帝顾问,海瑞是倡导复兴传统道德的地方官,戚继光是志在强军的武官代表,李贽则是一个思想的“离经叛道”者。
显然,人物的选择具有典型性，把人物与制度的故事放大来看,就出现了如下图景:万历皇帝独处权威的顶峰,但更大意义上却是皇帝制度的.一种象征,受着道德治理规则的种种约束——祖宗成法、道德礼仪及文官系统的运作机理,这些约束不仅使他丧失了发挥个性创造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常人的权利，所谓“专制、无能、贪婪”也可视为万历在自我意志屡屡受挫之后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官居首辅,张居正10年新政,最终只能在文官们的道德责骂声中草草收场。由此可见,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一种与制度互动过程中无所作为的悲哀,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与戚继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动分别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经济和法律制度)及军事制度得到改观。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从小处看，1587确实是平凡的一年,然而从这小处看开去,我们将视线扩大到前后几百年,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军事家戚继光还是思想家李贽,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这种状态从黄仁宇对张居正新政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只会造成文官系统内部利益的纠纷,但这些实际问题不能引起技术的改进而只会被升级为道德问题加以解决,即用大而无当的抽象道德原则来掩盖问题和恢复平衡的状态。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剧都源于一种“无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来道德绝非万能，我们需要技术与法律这种方式来解决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决的问题，道德的目的应是远大的，它是作为一个指引而非硬性的规定。如果将道德作为一种硬性的规定，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变化与活力丧失发展的机遇，二是对道德的挑战，这不仅不能使政策一以贯彻和实现，也会给社会造成动荡与不安。黄先生以史为鉴，警示今人，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他教给我们看待历史的一种方法。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透过1587年这个历史横断面,我们不仅看清它的细节,更可以把握历史的主脉；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的端睨。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读《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启发我们换一个视角看问题，观察世界，回顾历史，透视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或许会有许多真切的感受，或许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当前我们身处中华民族的巨大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越来越强大,这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为追求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实践中积极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智慧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