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网整理的读万历十五年有感（精选6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请阅读参考。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1
《万历十五年》历史小说由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的黄仁宇先生所著，是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感受的作品。今读之，犹如前人所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万历十五年》记录了公元1587年前后历史事件的枝端小节，敏感而准确的定义，全书看似以六个人物的视角展开，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大如抗倭，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各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为历史的重点。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万历十五年》从表面上看是写人物事件，实则讲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团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影响，上至万历皇帝、首辅，下至武将、思想家，都不能摆脱文官集团的控制。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统治者。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德为说辞，作为工具，操纵国家，形成了一个以道德实现统治目的国家。而国家缺乏真正意义的法律，大明帝国只不过是个空壳而已。文官集团具有阴阳二面性。“阴”是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嚢，以此谋取个人益，“阳”是官员多少怀有忠信仁义理念，能够在关键时刻舍身取义，也就是官员的大义与私心形成的阳与阴的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没落，并非没有人才，并非他们不努力。宋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并非一开始就是昏君。“万历中兴”、“万历三大征”，都是万历年间的大事件。并且万历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从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进，支持张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潜质。中后期受制于文官集团才选择了消极逃避，疏于政务，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由立储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宽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对文官系统牵制时竟无还手之力。被后人称为“千古一相”的大学士张居正，自担内阁首辅以来，以铁手腕建章立制，大胆进行改革，压制文官“阴”的释放，短期内取得了震慑效果。他的具体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用贤能，对蒙采取安抚睦邻政策；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统一役法--摊丁入亩；田租征银，官收官解；治理黄河，效果显著。由改革发展，太仓积粮可用10年，国库钱财400多万。国家空前一片繁荣。这就是“万历中兴”。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于既倒，成功为朱家王朝续命数十年。但权谋只是改革强国的工具，张居正终因树敌太多，死后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团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复兴的唯一可能性。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奉行折衷主义，左右逢源，调和阴阳矛盾，以超级和事佬姿态做事，这种老好人，并未能改变文官的阴阳性，只是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谓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议恢复开国重典之制，改革田赋制度，实行井田制。限制豪绅地主兼并土地，并致力还田于民。试图来挽救腐败的大明帝国，刚直迂腐，不畏权贵，连前首辅徐阶也不放过。贪贵污吏们纷纷改漆黑大门以掩盖朱门之豪奢。海瑞罢官抗逆在民间后世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可称为反腐英雄。被百姓称颂的“海青天”死后银两不过十两，薄田不过四十亩，与当朝二品大员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见其清廉之至。
明朝后期重文轻武，戚继光是帝国最后的荣光。他不仅是军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军事家。一个真正肩扛国家之命运，毅然决然奋力前行的人。他发明火器，改进作战装备，在福建东南沿海抗倭，训练明长城守军，戚家军战功卓著，声名天下，令敌人闻风丧胆。有力的捍卫了国家尊严。晚明还出现了一位思想启蒙运动开创者，他就是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在文学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主张创作“绝假还真”，反对历史保守主义，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倡导“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他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由此可发现，大明帝国不缺人才，是儒教误国，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祸首。重道德轻法制，重礼仪轻细节，重人事轻制度，不能为国家选拔人才，系统无法革新和修复，不能发现消极，及时更正，不能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国家走向衰亡的结局。可见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体系，关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史实，读完后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统口口声声的道德下，道德只适用于能够自我约束的群体，所谓的封建道德体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运，对每个人都适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视礼仪，选拔人才，选贤任能，并用健全的法制规范整个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能不断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循环发展。当年万历皇帝心怀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坛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万民归心吗？通过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在好的体制下，多年寒窗苦读选出的才子，无不感念皇恩浩荡，为国尽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又怎会有后金在东北虎视耽耽，迅速崛起呢？
我们读到书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看来似乎是万历年间某一年份的史实，其实是浓缩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西汉文学家贾谊说:“鄙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阅史可以知今，发现当前社会现象其蝴蝶效应的源头。减少工作决策失误，少走弯路，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2
“以铜为镜可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让我对于当今社会得出了些许感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却遭掘官之耻；申时行调和皇上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处处当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张居正死后却被罢官家居；饱受褒扬的“青天”海瑞，最后却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一开始试图冲击礼教束缚的万历皇帝，最后却不得不开始长达十七年的“无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为极限，这就是一定问题的症结。
纵观全书，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导致这些的根源。以万历皇帝为例，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为的事情，在万历皇帝登极之际，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于是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因为缺乏坚强的毅力，一再向强大的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极怠工来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入深渊。设想，假如文官集团不以“德治”思想处处限制万历的行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发，励精图治，明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时文官们奉承道德和礼教，他们经常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词，背地却瞒天过海，海瑞作为一代清官的模范，却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气，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纸笔上的巨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家，行动上的矮子。正是由于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新才能引领潮流，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仍出现“踢皮球”的情况，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如今国家提倡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实干兴邦，励志创新，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读史以使人明志，从史料当中，可以读出如何建设我们的祖国，如何做到“实干兴邦”，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决胜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更应读史，善读史，力争从史中汲取经验以兴国。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3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4
万历皇帝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那个时代既有象沈士行那样的能臣，也有象严嵩那样的奸佞小人。有人说：万历一朝是明朝盛与衰的转折点。而我读了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后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感悟
万历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碌碌无为的昏君，明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而且，在封建官僚制度中，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施，于是，他彻底绝望了。他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沈士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郑贵妃能够了解他。可他在位40年，在这四十年中，中国渡过了一段极为黑暗的时期，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其实，我觉得，即便万历皇帝知道了这些也不应该对朝政放弃不管。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好皇帝，那样即便明朝后来灭亡了，后世的人也不会怪罪他，因为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定会灭亡的。其实，万历皇帝本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只不过没了张居正，有了郑贵妃，万历皇帝就整天与郑贵妃享乐，几十年都不上朝，万历皇帝就完全堕落了。
《万历十五年》一书使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历史。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5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己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己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6
高拱年岁已长，身体渐衰，是看不到张居正下葬了。虽然张居正在高拱临终前的几个月专程拜访了闲赋乡舍的高老，似乎二人已前嫌尽弃、间隙消弥，尘事尽散，梦渐安平。但高拱可以不见张居正之丧，却不能让张居正安寝于墓中，其一纸《病榻遗言》却致一生荣耀致极的张首辅落得个家产尽抄、褫夺谥号、迫夺御赐、子孙充军;惟没有开棺鞭尸，算多少保全了些体面。高拱的“阴招”之险，古今无人能及。张居正生前观世悟禅自言的“如入火聚，得清凉门”终变成了破败的华梦，真正“入火聚得清凉”的却是他的继任首辅申时行。人性的阴阳、事情的正反，参悟与执迷，事事与非非，尽在眼前身后。这一切正应和了“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开朝洪武以来的文官制度，历二百年，早已由制度化为骨气，融到了文人的血液里。古怪、清贫而又铁骨铮铮海瑞不得不说是这种骨气的一个典范。一名文官即然为讪君直言可以不惜性命，那官印、荣华又岂能羁绊了骨气。这是一种执拗，也是一种单纯，但却缺少了些情趣。“他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也许固执的海瑞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
戚继光虽有些孤独，但终是生逢时、命合运的，外有倭寇之患，内有首辅之助。他虽然改变不了陈旧的体制，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最大地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这也许就是戚继光止止堂的座右铭吧!“他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他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李贽是一个矛盾体，矛盾得让人理不出头绪。“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李贽也走了这条路了，读了经史子集，做了官。可后来却辞了官，寄居于朋友家研究起了史学，要做学问家。这读书是目的呢?还是路径呢?怎么当路径走了一程，转而又变成目的了呢?既然把读书变成了目的，一介儒生，后来为什么又遁入空门，出家了呢?逃离了世俗的羁绊，又去研究世俗的经史，这倒底是出世了?还是入世了呢?李贽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追求个性与自由的孩子。他极度自我，却又没有自我，正如“自我只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他在狱中自裁气绝前写了王维的“七十老翁何所求”来解释他的死因，也是极为贴切的，不知求何所求?他不知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建设些什么，但他从他的阅历与思考中知道，为了得到自由与解放应当打破些什么，只是生命将息，力不从心，无所求了。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自此以后，万历不朝。